划最终破灭。张元常劝说元昊：攻取汉地，令汉人守之，这样才能扩大疆域，财用充足。但元昊还是游牧民族长期养成的习惯，常是掳掠而还。因此，虽然取得胜利，财用却越来越困难。

　　后来，元昊在准备与北宋议和（“庆历和议”1044年）时，张元力争不可，但是元昊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及至西夏与契丹发生战事（1044年的贺兰山之战），张元知道其理想无法实现，于是郁郁不乐，在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病逝。元昊不知所终。

　　可以看出，张元此人其实即便是在战后也是非常不同意宋夏和议的。恐怕这与他在大宋当时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屡次科举不能中榜，而在大夏这边倒是受到了重用。

　　宋朝经过赵匡胤、赵光义哥俩的开拓，到宋真宗时已经进入守成时代。澶渊之盟后，宋辽实现长期和平，宋真宗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又是降“天书”，又是封禅泰山，又是祭祀后土，“一国君臣如病狂”，宋面对咄咄逼人的李继迁，宋真宗没有采取得力的进讨措施，反而妥协退让，将夏、银、绥、宥、静等五州之地白白送给李继迁，为西夏崛起奠定了基础。

　　李继迁死后，儿子李德明继位，他依照李继迁的遗嘱，同时向辽、宋称臣，以和平麻痹宋朝，不断向西扩张势力；宋朝承平日久，君臣懈怠，庸碌无为，既缺乏危机意识，坐视西夏壮大，又缺乏改革精神，因循守旧，面对“冗兵”现象，不敢大刀阔斧改革，军队人数虽多，却军备松弛，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反观西夏，经过李继迁的奋力打拼，李德明的韬光养晦，李元昊的锐意进取，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已经具备了与宋朝掰手腕的实力。蓄谋已久的西夏一旦猝然发难，宋朝自然猝不及防。

　　西夏的发难并非毫无征兆，李元昊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废宋朝赐的姓氏、名号，对内不用宋朝年号，下“秃发令”，禁止国民留长发；大举动员，在宋辽边境部署重兵，释放出出称帝独立、对外作战的强烈信号。即便从1038年李元昊建国称帝开始算起，到1040年宋夏战争爆发，中间也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李元昊遣使上表，要求宋朝承认其皇帝称号，野心昭然若揭。

　　如果宋朝在李元昊继位之后的数年时间里，保持足够警惕，做出相应准备，制定一个统一明确的对夏策略，应该不至于像后来败得那么惨。但宋朝统治集团分成两派，在如何对待西夏是和时战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有的主张安抚，有的主张备战。宋夏战争爆发前夕，宋朝以夏竦、范雍经略西北边事，夏竦提出“缮兵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的长期防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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