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封锁政策，停止“岁赐”，关闭榷场，不准青白盐入境，禁止双边贸易，从而给夏国的经济以致命的一击。在夏宋战争中，虽然夏国取得了胜利，但是本国也伤亡了很多人马，正如常言所说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致使元昊为发动战争而点集人马越来越困难。按照西夏的兵制，各部落青年平时从事生产，战时人人都是兵，不是当正军，就是从事杂役。一声点集，由部落首领带领，立即出动，还要自备马匹和粮食。元昊称帝后，连年对宋用兵，使田地无人耕种，牛羊无人放牧。连不少部落首领也反对再战。

　　总之，由于连年征战，人力、物力、财力损失惨重，致使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西夏“财用不给”，严重地阻滞了西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此外，由于民间贸易中断，使得西夏百姓“饮无茶，衣昂贵”，怨声载道，以致民间有“十不如”之谣。加上西夏与契丹之间又出现了嫌隙。所以西夏愿意议和。

　　康定二年（1041年，天授礼法延祚四年）正月，元昊派人到泾原乞和，又派归塞门寨主高延德到延州，与知延州范仲淹约定正月二十九日至保安军。范仲淹看到高延德后，发觉元昊并无诚意，且无表章，不敢上报宋廷，于是派监押韩周携带自己写的劝和信，同高延德一起送到元昊那里。二月，元昊一面发动好水川之战，一面让亲信野利旺荣回信范仲淹，言辞更加傲慢，范仲淹当着西夏使者的面焚烧书信，并将副本上报宋廷，随即因私通书信被降职，并调知耀州，宋仁宗以庞籍知延州。

　　庆历二年（1042年，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庞籍报告元昊被唃厮啰打败，野利家族叛乱，而且又有旱灾和鼠灾，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想要求和。于是让知保安军刘拯写信劝降野利旺荣，野利旺荣假装派浪埋、赏乞、媚娘等三人到青涧县请降，知青涧城种世衡也派部下王嵩携蜡书谒见野利旺荣，试图离间元昊和野利旺荣的关系，野利旺荣上报元昊。元昊本来就防范野利家族，由此更怀疑野利旺荣，一面将王嵩囚禁于窖中，一面派教练使李文贵出使宋朝，表示西夏国力疲敝，愿意和谈。庞籍不信其言，将李文贵扣押在青涧城数月。定川寨之战后，宋廷“益厌兵”，无意再战，契丹使臣也说“元昊欲归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优礼怀来之，彼宜洗心自新”。于是宋廷在十月下旬命庞籍招纳元昊，让元昊向宋称臣。庞籍乃放回李文贵，向元昊传话“悔过从善，称臣归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礼数必优于前”。元昊不愿由自己提出讲和，看到宋方先去和，便释放了王嵩，一个多月后又派李文贵带着野利旺荣、野利旺令、嵬名环、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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