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册是古代百姓的户口本,那照身帖,就是古人的身份证。
发明照身帖的是个厉害的角色——商鞅。
按照商鞅户籍改革,全国百姓都需要有照身帖以自证身份,就算是住个店,也得拿出照身帖来,商某人就吃了这个亏……
但照身帖这个玩意自秦之后,似乎就不见了踪迹,转而出现了其他类型的身份证明,比如隋唐时期,就用“鱼符”作为身份证明,“鱼符”上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大官(三品以上)鱼符黄金材质,五品以上银质,六品以下铜制。
到了小武时期,不喜欢鱼符,改成了“龟符”,但也就是变了个动物,一样是“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
北宋时期就不使用鱼符,转而使用腰牌,到了明代,腰牌还是腰牌,只不过名字变了,叫牙牌,估计和象牙等材料制作有点关系吧……
但问题是,不管什么符,什么牌,那都是官员的,最多到地主一级,挂在腰间吊儿郎当一下,和普通百姓是没有任何缘分的。
换言之,在秦之后,天下百姓没有身份证,没有照身帖,办-证上牌的,基本上都是官员一级的,当然,他们办理的时候估计是不需要挑日子摇号的。
挖下原因也很简单,历朝历代都以农耕为主,百姓一辈子可能都走不出家乡三十里开外去,要什么身份证啊,尤其是明朝初期,农家就那点地盘,军户就只能绑在卫所里,走远点都不行,办身份证给谁看去,不是浪费嘛。
但世易时移,洪武初期的政策已经被朱允炆给砸了一大半,路引取消了,商业发展了,虽然眼下百姓依旧习惯于留在地方,不远游,这个大局面也不可能在未来百年内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商业活动与大教育活动的进行,必然会促使人口流动,加上基建建设、匠户打工,跨省征调民工,京师纺织、书店、煤炭等行业不断吸纳人口,人口流动的问题在一些商业城市中已经凸显出来。
京师里已经出现了雇佣性质的牙行,不好说是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至少入城人口在不断增加,而商队动辄几万人南下的规模,足以让人惊心动魄,没一个合适的管理制度,他们跑到哪里去都不好调查,也不好管理,总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给百姓发个身份证就显得很是重要,这也是管理人口流动,把握商业态势,避免不可控流民,做好治安的基础工作。
解缙、茹瑺等人面面相觑。
“执行吧。”
朱允炆知道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活,但为了长远考虑,也为了挖出隐藏在民间的黑户,只能这样做。
解缙等人退下,过了几日之后,文书就已发出,快马奔向全国各地布政使司。
考虑到照身帖的重要性与防伪性,照身帖的制作没再随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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