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高岳在兴元府显然会有更大的动作。
他刚刚自西川南部凯旋,就将府中各县的县令召集到了护国寺中来,说有要事商议。
各位县令坐在席上,吃着寺庙里的斋饭,明玄法师让弟子们用红陶碗盛着满满当当的粳米饭,内里泛着微微的红色,冒着白亮亮的香气,接着便是碧绿的菜葵,浇上些食醋,再拌些腌制的蒜,切得细细碎碎的,铺在菜葵四周,绿白交映。
高岳用食箸夹起一团团饭来,就着菜葵和蒜米,口齿里爽滑鲜脆,周围的县令们也摇动着箸,堂内全是咀嚼的清脆响动。
直到箸刮着吃食所剩无几的碗面,嚓嚓地后,高岳将碗搁在食盘上,用手指稍微摸了下嘴唇,宣布自己的想法,“本尹准备在兴元府南郑、城固两县,试行经界法。”
此言一出,数位县令都有些惊讶,但南郑县令韦执谊和城固县令李桀的表情却比较冷静,想来高岳提前就给他俩“吹风”过了。
其中韦执谊因历年兴元府县令考课之最,马上即将回朝廷内为员外郎了。
这件事是他在次赤县南郑县令任上,所接受高岳最后件委托。
好胜的韦执谊当然不会虎头蛇尾。
而李桀是高岳最喜欢的师弟,他因黄文语导致的人夫逃亡案件,现在还有些抬不起头来,这次城固县率先推行新法,他也是义不容辞,迫切需要做出些政绩来,证明自己。
接着高岳站起来,皱着眉头说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当年的井田即是如此,而今的私田更应如此,天下自推行两税法来,赋税的原则是计资(资,房屋、田产等私人财产)定税,而不再是以人丁为本,故而我欲行‘经界之法’,弄清楚各门各户实有田地的情况,履亩纳税,均摊差役,以为根本。能使富者保其业,贫者苏其生。”
褒城县县令解善集和勉县县令黄顺,及金牛县新来的县令柳传宗,都互相望望。
高岳此举,是对杨炎昔日两税法的修正案,而更是要增强国家政府对安史之乱后各地崛起的形势户的控制,充实税收。
所谓的形势户,说白了就是各州各县的“土豪层”,中唐以来政府对人身的控制转弱,两税法便是这种权力衰弱后妥协的产物——夏秋两税,各地不分土著和客户,都要“据地出税”,由此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户,比如先前被杖杀的黄文语那样,靠最早积累起来的粮食,捐赠一笔助军,换取个县廨佐史的流外官,然后上下其手,实际控制了县乡级别的赋税、差役,把持了衙门,朝廷委派的县令不依靠他们是做不了事的,也就是俗话里说的“强龙难压地头蛇”,然后这群人再依仗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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