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待到八月时便可在剩下一半的耕地里播种冬小麦。
荞麦至十月便可收获,得到第一批粮食,而后其地便休耕,至来年二月春耕时再种白粟;而另一半耕地上的冬小麦至来年五月可收割,这样便得到第二批粮食,这批小麦收获翻晒好后,就能于耕地上再种小豆、胡麻等绿肥植物;又到来年秋时,可同时收获白粟米、胡麻、小豆等,这便是第三批粮食——收完白粟米后,便可再种荞麦和冬小麦,如此的话便达到两年内收三次粮食的效果。
不过高岳清楚,这只能算是“两年两熟”,并不是很多资料里所说的,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我国即能实现的“两年三熟制”,因为高岳的这种耕作模式只能说是“套种”,而非两年三熟所必需的“复种”。
所谓套种,就是把田地分区,各种各的作物,互不耽误;而复种,则是在同一田地,轮复种植不同的作物。
为什么复种和两年三熟这么先进的技术不用呢?很简单,因为泾州是“地广人稀”的局面(或者说在明清前,中国北方都是这样的情况,即人少田地多),对于营田的士兵来说,一家子都要负责一百亩地,你让他二年内对田地精耕细作,种完这茬又接着种下一茬,再收割数次作物,还要承担练箭任务,这种“复种”的疲累程度没人受得了。
而套种的负担就轻得多,耕作方式粗放些也毫无关系。
所以高岳身为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才排在思维的首位:在地广人稀,人均田地很多的情况下,增大开荒田亩面积才是最实用的增产方式,而非采用不切实际的“两年三熟制”。
故而直到人均占地越来越紧张的明清时代,两年三熟制才真正普及推广,田地少了才会搞精耕细作以求增产,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他曾对段秀实说过,要于泾州推行稻麦双种法,后来经过缜密思索,也放弃了这个行为,因为稻子想要出产量,非得选到良种,开掘水利,精耕细作不可,这对军队营田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远不如种粟、荞麦和小麦等作物来得方便高效。
营田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百里城的设施也在慢慢完善,高岳和泾州军府里的姚令言商量好,派人前去泾州西诸多山岭里免费砍伐树木,再运来在城中,继续营建烽燧、旗亭、驿站和邸舍。
不久,得到女婿书信的崔宁,主动上奏朝廷辞去其他使职,只保留灵州大都督之务,其后离开坊州,前往灵州坐镇,继续招抚党项诸部落。
朝中的杨炎虽然愤恨,可也不敢加以刁难。
接着崔宁就再次上疏,称之前泾州安西行营兵变时,他曾在渭北之地招募一万蕃汉“权益兵”作为平叛后备,现在兵变已息,这一万兵可全都解散,但其中有三千本属庆州的“东山党项”,该部逐水草而居,现已迁徙到泾州北的临泾处,为免他们被西蕃裹挟劝诱,请陛下思量处置方案。
“高岳现在不是泾原方镇的押蕃落使吗?这事教他晓谕镇抚。”皇帝回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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