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在唐朝想要成为“不课口“(户)是有标准的:九品以上官员可以,二十岁以下的男子可以,老、废、妻妾也可以,部曲奴婢也可以,还有就是僧、道也享受不课待遇。可随着时间推移,“不课户”越来越泛滥,那些达官贵人本身就不用课税,然后他们再利用权力,通过让亲属子弟虚报年龄、假冒残疾等手段,逍遥于税法外。再加上许多农民为了逃避租庸调,也开始抛田卖身投靠豪门大户,成为部曲奴婢,这样“不课户”的数量越来越庞大,而“课户”数量自然不断缩减,而朝廷又不甘心税基和税收减少,便如杨炎所言,还拿着户部司过时的“旧书空文”,不问人口的新生老死,也不管田亩的兼并移转,贫富的变化,统统一刀切,将“不课户”的税负转嫁到“课户”头上,导致恶性循环:原本还缴税的课户忍受不了,大量逃亡脱籍,成为所谓的“浮客户”或“权寄住户”。
武则天时代这种情况就很严重,唐朝的均田制及建立在此种田制上的“租庸调”税制,实则和唐朝的府兵制相同,在立朝后不久就开始崩坏。
到了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这种崩坏趋势越来越触目惊心,一面是实际户口的不断孳生,一面却是“课户”的大量锐减消失。天宝十四年,按后来杜佑的估算,全国实际应是一千三百到四百万户,然而登记在籍的只有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零九户,也就是说有五百万户都是脱籍、不在籍的“浮客户”,就算是在籍的这近九百万户里,“不课户”居然占了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零一户,占了在籍户的百分之四十。如果按照丁口算更加让人惊骇:全国在籍的人数是五千二百九十一万,其中不课口居然有四千四百七十万,占据百分之八十四!
这时杨炎朗声将如此的恶果说出来:“富人多丁者,全都当官、为僧、入学、求道,以逃避色役诸税;而贫者无计可施,田产全无,却还余下‘丁身’,赋税不改,甚至加重。这就是‘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如此天下残瘁,贫者争相逃荡,成为浮客,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和杨炎同时代的独孤及,虽然政见和杨不合,但他的文章里所提到的大历年间舒州情况(当时独孤及在此当刺史)便是如此:舒州虽然地著百姓加外来的浮客共有三万三千户,但真的能“应差科”(缴税服役)的只有三千五百户,剩下二万九千五百户,不是“不课户”,就是脱籍的“浮客户”,不缴一文钱的赋税。而每年舒州林林总总要承担的三十一万贯的税,全都压在那三千五百户头上,上等户(大历四年,已将天下户分为九等)一年要缴千贯的税,中下等要缴五六百贯的税,哪怕是最次的九等户,也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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