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官两部分,京官直接归校考使负责,不过对韩愈这样的县令来说,最早担当他考课的,便是上一级的刺史。刺史每年都要巡察属下各县,便是看县令的工作情况(至于刺史自己也要考课,归更上一级的观察使、节度使管),然后刺史便把县令考课情况,和县令自己写的“考状”(自我总结),初步形成意见上报给观察或节度使,接着观察或节度使审核好,做成档案,再交给进奏院(唐前期为朝集使),最终还是由朝廷委派的校考使判定考课等级。
至于县令的考课标准,书上说得挺多,如《百官志》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导风化,察冤滞,听狱讼”,然后就是“民田收授”之类的工作成效,但这不过是记录在书面上的东西,是中国古代对官员事务的idealized,也即是所谓的“理想化”表述,实际上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业绩,最关心的就一点,能不能收上来税,刺史也好,县令也罢,在中央眼里其实都是taxcollector,即税务官而已。
就好比高岳当县令时,解决了军队吃粮问题,还搞到了不少马匹,在某种程度上也等于是超额完成税收的任务,形式不同罢了。
所以对县令来说,最根本的工作就是两种,一个是赋税征收,一个是户口管理。至于风俗、判案方面的事务,都是“旁枝末节”,它对县令仕途的作用,大概也仅仅存在于同样理想化的演义文字里。
代宗皇帝曾经下过敕文,里面就谈及刺史和县令的“课效”顺序,即“招辑流亡,平均赋税,增多户口,广辟田畴,清节有闻”,有成效者即能“超资擢授”。
看看,清节有闻排在最后,而户口和赋税是首位的,能招来流亡人口,便能增加税基,也能有更多的人力开辟荒田,养活更多户口,征收更多的税收,由此形成良性循环,才是朝廷最乐于见到的。
现在的皇帝下的敕文,更加明显,“户口增加,刺史加阶,县令减选,优与处分。”刺史能升官,县令也能减少任期结束后的守选年份。
“退之那个脾气,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体会到朝廷敕令的精神?”高岳思忖。
而云韶则满心喜滋滋,她可管不到那么远,她觉得韩愈忠厚可靠,文采又出众,刚刚及第便当上一县的明府,和薛涛自然最为般配,所以在信中极力撮合,并对薛涛说,只要退之考课优异,即可以不等任期四考(年)结束,就可以被拔擢为某司员外郎,或宪台御史,接着便可以前往京畿的大县为宰,而后便可顺顺当当地再回京为郎中,再往公卿级别迈进。
门第方面,你俩更不用互相嫌弃,因为都没啥门第可言。
早点婚配,夫妻俩互相帮衬,才是正道。
没错,有时候云韶说话,就是这么直。
夫妻俩的思维没在一条路线上,待到云韶把信封好后,起身就看到糖霜毕罗这只花狸,不知何时起出现在帷幕后,怔怔望着主人,喵呜个不停,想要靠近,但又不想被高达、高炅或高蔚如抚摸。
“卿卿,我好想摸糖霜毕罗。”云韶则喜出望外,就向丈夫央求。
于是高岳从案几上举起个铃铛,摇了两下,这是他规定的讯号。
糖霜毕罗也只能皱着眉头,不太情愿地迈开雪白的四足,来到了主人的案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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