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的措施,到那时……就只能怨您自己了!”
屋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就连正在哭着的孩子们也住了声。索尼娅站在那里,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看着卢任,什么也不能回答。她似乎还没听懂。几秒钟过去了。
“嗯,那么怎么样?”卢任凝神注视着她,问。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最后索尼娅用微弱的声音说。
“不知道?您不知道?”卢任追问,又沉默了几秒种。“您想想看,小姐,”他严厉地说,不过好像仍然是劝说的口吻,“好好考虑考虑,我同意再给您一些考虑的时间。您要明白,如果我不是这样深信不疑,当然,凭我的经验,我决不会冒险这样直截了当地归罪于您;因为像这样直截了当公开指控别人,然而是诬告,或者甚至只不过是弄错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要负责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因为需要,今天早上我把几张五厘债券兑换成现款,票面总额是三千卢布。这笔帐已经记在了我的皮夹子里。回家以后,——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可以作证——我开始数钱,点出两千三百卢布,放进皮夹子里,又把皮夹子装到了常礼服侧面的口袋里。桌子上还剩下大约五百卢布现钞,其中有三张票面是一百卢布的。就在这时候,您来了(是我请您来的)——后来您在我那儿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很窘,谈话中间,您甚至曾三次站起来,不知为什么急于要走,尽管我们的谈话还没结束。对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都可以作证。小姐,您自己大概也不会否认,不能不说,我通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您请去,唯一目的是为了和您谈谈您的亲属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处境(我不能来她这里参加酬客宴),而且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做点儿什么对她有益的事情,譬如募捐、抽彩或者其他这一类的事情。您向我道谢,甚至落泪了(我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都说出来,第一,是为了提醒您,第二,是为了让您明白,就连最小的细节我也没有忘记)。随后我从桌子上拿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您,作为对您亲属的第一次帮助。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都看见了。随后我把您送到了房门口,您一直还是那么窘,——在这以后,就只剩下了我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两个人,我和他谈了大约十来分钟,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出去了,我又转身回到放着钞票的桌子跟前,想把钱点一点,照我早先打算的那样,把它们另外放着。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其中一张一百卢布的票子不见了。请您想想看:无论如何,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我是决不能怀疑的;就连作这样的猜测,我也感到可耻。我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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