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到现在都一直在民间搞“铜禁”。
除了国家垄断铜矿的开采及冶炼外,也禁止民间用铜,甚至哪怕是拥有铜器。
大规模的铜器收缴在民间屡屡发生。
后来铸钱添加了铅和锡,又发展出了“铅禁”和“锡禁”,但都不如“铜禁”严厉。
早先时犯“铜禁”10斤乃至10斤以上者,都要受杖刑,并刺配到千里以外的牢城。
大宋南下之后为此规定的处罚措施增加了,“一两杖八十,一斤加一等,十五斤不刺面配邻州本城。”
为了彻底断绝私铸铜器,甚至有人提议把所有铜匠都拘捕到为官家铸钱的钱监。
这种方法太过极端了,都要类似于鞑靼强盗们的手段,因此遭到了许多官员的批评,后来在执行中,更改为只拘捕违禁的铜匠。
当流求岛开发了勿里洞岛上的锡矿之后,大宋不得不取消了“锡禁”……因为流求岛往大宋出口的锡料一天天增多,官府根本无法做到垄断。
这如同当年的官盐一样,当大量的海盐如潮水一般涌入大宋市场,就是想让你垄断,你也无法垄断。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香料行业上,当大量的胡椒粉出现了后,大宋的市舶司根本买断不起。
实施“铜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间私铸钱的泛滥,但其因为政策人为的干预而导致了民间“铜荒”,最终还是引发了那一次前文提到过的全国性的“钱荒”。
在国家垄断下,铜钱的钱面上的名义价值长期低于其币材所拥有的实际价值。
假如不存在巨大的价差,铜钱供不应求时,民间铜钱持有人就不会选择持币,而是会将之投入流通获利。
币值降低时,部分铜钱就会退出市场,被铸造为铜器,从而自发形成平衡。
在那时的政策下,被人为压低了的铜钱实际上在不断退出流通领域,在民间沉淀下来。
因为铜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支付手段,而是成为了可以保值的财富,如同积蓄金银,因此大宋的豪富人家纷纷窖藏铜钱。
前文说过,如果不是流求岛的出现,那些豪富人家窖藏的铜钱,要么便宜了鞑靼强盗,要么重新变成了铜矿。
所以说,海外有铜矿,而且是近到不足十天海程的海外大岛上有铜矿,那真是太吸引人了。
王德发岛主还声称,来多少家商人都欢迎,那铜矿可以够开采几百年了。
这还引起了大宋政府的有关部门的注意。
王德发岛主同样接受大宋的官家前来开采经营,双方完全可以正常合作,只要达到先前提出的要求就行。
当然,大宋政府内部由于官僚体系叠床架屋,他们要是做个决定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
广州城内的商人反应则极快,他们凭借着地理上的优势,快速派出人员前往马尼拉城,马上与王德发岛主商谈,极快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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