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吃吧!”我说:“就那么看不起我?”我有着一种预感,很自信,很有力量,很有把握,甚至有点迫不急待了。事后董柳说:“大为你还跟以前一样,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你以前是什么样子了。”
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尹玉娥说:“申科长要你去行政科,刚来的电话。”我说:“不去。”尹玉娥说:“就不去,怎么着?”我坐在那里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会不会闹到厅里给我一个通报批评,然后还要我搬出来?我心里开始发虚,越来越虚,感到了一种清晰而又不可捉摸的压力。除了申仁民,还有谁会来整我?我说不清,但心虚的感觉却越来越明确,这时我觉得昨天的那种勇气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我凭什么,我?我忽然想到马厅长,他会不会把我的行动当作挑战?自从有两个挑战的人身败名裂之后,还没有谁敢挑战呢。这样想着我坐不住了,对尹玉娥说:“到图书馆找本书。”就到行政科去了。申科长说:“池大为你不错啊,真能干啊!”旁边一个办事员说:“卫生厅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有谁自己就把房子占了的事。”我把脸上的肌肉活动了一圈,堆起一脸笑说:“申科长,你看,哪有一个男人跟岳母娘睡一间房的事?我都这样睡了八九个月了。”他说:“条例是条例,条例上也没定这一条,谁没有特殊情况?”那办事员说:“条例也不是我们定的,是马厅长亲自审改了的,是马厅长。”我怔住了,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也不想──”申科长用一个不容置疑的手势打断了我说:“今天搬回去,这件事就算了。否则明天一早,我就向厅里汇报。我是想在科里解决算了,别去打搅领导,但解决不了,我也没办法。”我一声不响往外走,想起董柳,让她白高兴一场了,想到这里我再也抬不起双腿。我心一横,怀着赴汤蹈火的悲壮,又夹杂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回到行政科对申科长说:“房子我肯定是不会搬的。”他大感意外,马上又恢复了镇静说:“那就到厅里解决。马厅长知道厅里还有如此胡作非为的人,那你走着瞧吧。”我说:“我正是要去找马厅长,问问你这个行政科长怎么当的,让老百姓三代挤一间,那人还是不是人呢,是动物吗?”他愣了一愣,显然没料到我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马上又说:“你去你去。”我说:“我现在就到电视台去,请那里的记者来看一看拍一拍。”他说:“你去你去,你以为是给我的脸上抹黑?是给我们卫生厅的脸上抹黑。”我说:“我现在就去。”
回到办公室我给胡一兵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写封信过来,我们作为群众来信处理,去两个人了解一下。”我说:“他明天就要我搬。”他说:“我先打个电话到你们行政科,就说有群众反映卫生厅有人几代同居一室,问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看他怎么说,我们再说。信你还是写一封过来。”我当即就写了一封信,刚写完胡一兵就打电话过来,说:“刚才打电话找了你们申科长,他说卫生厅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一个叫池大为的群众反映了,他说那是以前的事。”胡一兵叫我暂时别搬,有了问题再说。
我想事情不至于这么简单吧,就等着。一有电话来我心中就抽缩几下,怕是行政科或者厅里打来的。等了几天居然没有什么动静,事情就是这样解决了。事后我想了很多,怎么一个人要把手伸出来才会有机会?等是等不到的,没有人会主动想起你的难处,想起你是个好人。做一个好人是我做人的原则,可意义已经渺茫。为什么要做个好人,我找不到坚实的理由回答自己。我动了一点脑筋,用了一点能人的手段,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也许,很多事情都没有自己设想的那么难,问题是自己脸要放得下来,把手伸出去,要做得出,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可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上,我又怎么做得出那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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