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初夏。
阮醉筠从上海回老家,两个小时车程。在车上她妈就打电话来,说家里这会儿天气正好,就是梅子还有点儿酸,总之絮絮叨叨,听语气还算期盼。
她平时不大回老家,除非过年。手上那个麻雀一样小的工作室年初又出了点儿问题,她工作状态几况愈下,四月初诊断出轻微抑郁,间歇性焦虑,终于累垮了身体——所以这才回老家躲躲,顺便避避工作那边舆论的风头。
出高铁站的时候阮醉筠注意到人潮里面很多年轻的大学生,20岁左右,但看着就很有朝气,是没出校园步入社会的那种。
她要不了多久就二十叁了,一眨眼大学毕业这么久了。
还没谈过恋爱呢,就已经老气横秋成这副模样了。阮醉筠看着出站口反光玻璃里的自己,不着痕迹地叹了口气。
出租车七拐八扭进了镇子。
巷口下象棋的老人都各自带着小马扎,梧桐树又荫浓茂密起来,碎影斑驳,空气中隐隐浮动着洋槐花的淡淡香味儿。
高跟鞋踩在青石板拱桥上,声音似乎多少有些引人注意。阮醉筠有些社恐,最怕桥头那棵百年榕树下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的注视和议论——所幸今天没人注意她,那儿有一个戴墨镜的长袍老人在拉二胡,高调尖锐地收走了所有人的目光。
身后隐隐传来自行车轧过的声音,由远及近,阮醉筠习惯性往旁边躲了一下,两辆自行车就风一样从她身侧掠了过去——
似乎跑的很急,她只来得及看见两个蓝白色的校服背影,以及空气中残留的一丝丝洗衣粉香味儿。
十七八岁的男高中生。
阮醉筠摸了摸单肩包的环扣,心里突兀地冒出一个戏谑的念头:十八岁真是顶顶好的年纪。
“十八岁男高中生”这个标签一直有个隐晦下流的传说:这个时候的男孩子,都是又硬性欲又强。
可惜她十八岁有机会接触这种男生的时候,还一心扑在各种高考真题上,没能验证这话的真实性。
老街这边的房子比较杂,有九零、零零年的旧小区,墙皮泛黄铁皮生锈;也有白墙黑瓦的徽派小宅,马头墙倒是没有太高。
阮醉筠推门进屋的时候,她爸妈正歇在沙发上喝茶——电话里已经跟她说过,夫妻俩起了个大早去城郊的祠堂祭拜,这会儿刚到家。
周莲接过女儿的行李箱,招呼丈夫:“阮建山,把你闺女那些床单被罩收下来,晾在阳台好几天了,一会儿我去给她铺床。”
家里就阮醉筠这么一个独生女,爸妈自然是宠爱的,阮建山当即就放下茶杯往阳台去。阮醉筠则被母亲拉着坐下,天南海北地唠叨了几句。
“……明天你跟妈一起去附近新开的那个荷园逛逛吧,听说今年第一批荷花快开了……”
“……咱们家后边儿前几年搬来那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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