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病逝时，禁军以父兄之礼葬他，他是一位合格的军人。

　　可就算是秦翰此时复生，也不能担当元丰西征的主帅。枢密院说得好，此次西征是为了平定西夏，这是图谋灭国之举，这种程度的战争，从来没有一个太监来担当的！

　　而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不止一个太监，而是两个，外加一个外戚。

　　另一个太监是河东军主将王中正，鄜延军种谔由他节制；外戚是高遵裕，这是宋朝此时天字第一号衙内，他是高琼的孙子，高继宣的儿子，论身份是宋神宗的外叔祖。这样大的来头，怎么能落在王中正的下风呢？于是乎泾原军刘昌祚就由他指挥。

　　五路大军中，只有种谔、刘昌祚是主战宿将，居然连自主的军权都没有。

　　此时此刻，相信大家都想起了两个人名，王韶、郭逵。他们分别平定了西北和南方，论经验论能力，哪一点都比上面这５个人强太多，为什么连提都没提过？

　　这就是命运弄人了，不止是他们的悲剧，更是宋朝的不幸。

　　郭逵是注定不用的，哪怕他南征时做得尽善尽美，把交趾杀得鸡犬不留都一样。那时他功高震主，不杀他就是恩典。这时带着点小罪名提前养老，说实话是最理想的结局了。

　　至于王韶，他已经死了，就死在战争暴发的前夕。他以军功报国，收复熙河是多大的功劳，可是在他的列传里，是这样结尾的。

　　他的朋友多是南方的楚人，所以立身不正。晚年时颠三倒四，像个精神病一样，得的病是“疽”，身体溃烂，连五脏六腑都能看见。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杀人太多了……（韶晚节言动不常，颇若病狂状。既病疽，洞见五脏，盖亦多杀徵云）

　　这个世界还有半点的公理道义吗？！

　　不过这怪不到神宗的头上，《宋史》成稿时，他早就死了好多年了，别说区区一个王韶，就连他本人贵为帝皇，一样被篡改生平。这时我们只需要知道，宋神宗是一个非常认真、谨慎的人，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他自己的用意。

　　哪怕是派太监和亲戚当主帅，后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面面俱到的结果是怎样的。

　　回到现实，不管谁反对，宋神宗的意志不可违背，人员、兵力、攻击路线、主帅都由他决定，甚至出兵的日期。

　　宋元丰四年（公元１０８１年）八月八日，鄜延军种谔突然发动，冲出守地绥德，击破一支西夏军，斩首千余级。开门大吉，神宗却紧急叫停，种谔的老毛病又犯了，其余四路还没有准备好，你先杀出去干嘛？

　　这就是种谔的风格。他是西北名将种世衡的儿子，老种相公的一切特点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发扬，比如白手起家自力更生。

　　老种当年手创青涧城，小种建立了绥德城；再比如聪明狡诈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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