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值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在这个意义上，它奠定了苏轼宋朝第一行书大家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苏轼的悲哀。他想安静，可是超人的天赋让他不断地创作，直到让天下再次想起了他。５年之后，从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

　　帝国最重要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神宗皇帝想让他修国史。

　　国史，是记录某个朝代某位皇帝一生功罪成败的证据，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谁想研究那段历史，就必须首先从国史下手。

　　因其重大，所以要交给最可靠的人去管。在北宋，从来都是由当朝首相来兼职这份工作。可是这一次，神宗居然要用苏轼这个败坏朝廷名声，给新政抹黑的人负责。

　　这理所当然让一个人愤怒了。王珪跳了出来，他太没面子了，就算没有才华没有个性，可也不能这样羞辱他吧，好歹他也是在位的首相。

　　王珪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在历史里他被严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记着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接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个把首相干成了秘书的笑话。这不对，他是开启了北宋灭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从最开始到最关键的两步，都由他释放出了那个空前绝后的妖孽。

　　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脾气，没有个性呢？

　　这一次，为了阻止苏轼，他很阴险地翻了个老黄历，还是苏轼的那首蛰龙诗，他把苏轼定性为一个反贼。试问世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龙，苏轼的诗里居然也有，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现在看这个罪名太搞笑了，实在白痴。可是在当时没人笑得出来，一但成立，苏轼是要抄家灭族的。而且根据官场游戏，没人敢趟这种浑水，一不小心成了同案犯，小心造反会传染。

　　可是仍然有人站了出来，苏轼在朝廷里还是有一位好朋友的。不管这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如何，与苏轼的政治见解是不是抵触，在苏轼的心里，这人永远都是个可以共患难的兄弟。

　　章惇。

　　在这种时刻，章惇站出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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