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州城里的范仲淹说——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可真是圣人有先见之明，宋代３００余年第一人真了不起。但事情要分开看，谁对谁错，根本无法分辨，有的，只能是韩琦是范仲淹的因，范仲淹是韩琦的果。从整个历史走向来看，这两人的做法截然不同，但又相铺相成。

　　哪儿来的谁高谁低、谁对谁错？

　　这是后话，单就这时拦路招魂事件来说，韩琦完全没有被这样污辱的罪责。

　　从公论上，好水川之战是败了，但败得壮烈又有意义。在当时，宋仁宗就只有抚恤追悼，绝对没有处罚。从任福、王珪、武英、赵律等统军大将，到李禹亨、杨玉等下级军官，死难殉国者无不厚葬丰赏，级别都到了武胜节度使、侍中这样的最高等级。

　　在后来的史书中，更是评价极高。蒙古人是识英雄重英雄的，他们在修宋史时这样评价——“好水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秉义不屈，庶几烈士者哉！”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国尽忠，纵然打了败仗，可无损于烈士的英名。正如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胜败能论的，只是枭雄！

　　于私人方面，以王珪为例，面对死亡，他逃避了吗？还有那些当场战死的手机士兵们，这些人中有多少是贪生怕死，死时诅咒韩琦和主战将军的？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尤其在一些妇女、老人的心里，始终都留存着一个非常龌龊恶心的念头——战争可耻，当兵可耻，死于战场更是耻上之耻。那么谁去保家卫国呢？

　　自有别的不长进人家的儿孙们！

　　在这些人的心中，至少在拦住韩琦马头的这些军烈家属的心中，当兵只是职业，养家糊口的办法而已。所以他的孩子只能活、不能死。他们总是看不清，在人世间，有一些职业是绝对不能只当作工作来做的。比如军人、医生、教师、警察、监狱、政府职员，这是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的关键部门，那与开饭店的有本质上的区别！

　　可恨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仍然还是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搜寻，几乎处处得见。

　　所以完全可以给韩琦这时的遭遇下一个结论，他不必要惭愧，那些军属是丑恶的，他们让自己战死沙场的亲人的荣誉受损，让他们的死失去了价值——既然他们认为那是错的！

　　至于范仲淹的那句话，是另有隐情的。

　　韩琦在泾原路奋力厮杀的时候，范仲淹也在同时做着努力，只是办法和意向截然相反。开战之前，李元昊曾经故技重施，又玩诈降诈和的那套老把戏。

　　他派人到宋朝的鄜延路、泾原路分别请和，提议我们不打了，现在直接谈谈条件和可能性。韩琦一眼就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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