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公陂修好后,灌溉出来的新田将被作为李植的私田,佃给当地的贫苦佃农耕作。
虽然李植尚未在山东均平田赋,但津国公的私田,没有一个地方官敢多收乱收李植的田赋。李植已经通知地方官,这些新田,一年的田赋是每亩六升麦子。实际上如果李植均平山东所有田赋,并且不增加田赋的话,亩均的田赋大概就是六升一年。
其实就是李植不交田赋,地方官也拿李植没办法。但李植每日琢磨着均平田赋,自己当然要以身作则缴纳田赋,否则要授人口实。
李植对于佃种自己田地的小民,每人收取三成地租。以每亩亩产一石麦子的平均水平计算,除去田赋李植每亩地可以得到二斗四升收益。二十七万亩新田,算下来就是每年六万五千石麦子净收益,价值十六万两银子。
李植算了算,朝靖一善问道:“开发这些新田,使用了多少人工和材料?”
靖一善被李植许诺了二百两赏银,倒是比刚才更配合一些,答道:“这个国公陂使用了三万五千二百人劳作三个月,水泥、石材等材料,花了八万七千两银子。”
李植转身问了问幕府税务厅大使,问道:“良友,这是多少银子?”
谢良友每天做税务统计,计算能力倒是十分强悍,拱手说道:“国公爷,人工成本加上材料钱,是十五万两。”
李植点了点头,建这个灌溉水库的成本,一年的地租就可以收回来。顺带的,建工程时候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工程中,让百姓以工代赈,还降低了赈灾的费用。
无论怎么看,开发水利开垦新田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然而这种情况只是对李植而言如此,明末政治混乱,地方上的官僚和缙绅虎视眈眈,百姓即便是有几亩肥田都怕别人惦记,更别提搞水利发展新田了。
若是一个没有权势的人出来组织水利工程,恐怕工程还没有结束,新田就被各种名目冒出来的田主瓜分了。而对于有权势的人来说,想法设法把有良田的百姓弄破产,吞并百姓的良田就可以直接获益,又何必大张旗鼓搞水利?真搞出来大把良田,其他的缙绅豪强还不是要上来分一杯羹。
在一个政治腐败秩序混乱的社会中,利益是根据权势而不是贡献分配的。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贡献,所有人都盯着现有的蛋糕瓜分,最后蛋糕只会越来越小。
像李植这样挖空心思做大蛋糕,手握强兵誓死捍卫自己做大的蛋糕,而且不去抢夺无权势小民蛋糕的人物,在明末这样的社会中只是一个孤例。
然而十七世纪已经不是封闭的时代。满清、西方殖民者,甚至西南少数民族都对腐朽的汉人社会虎视眈眈。如果汉人不把自己的蛋糕经营好,不把国家做大做强,被异族奴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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