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舰队，断绝我们的海上通道，使我们的工业因为缺乏原材料而大幅减产。”
夏树轻言道：“如果英国舰队指挥官由我担任，我必不会采用您所说的孤注一掷的策略，因为过早进行海上决战，英国所冒的风险比德国大得多。”
“喔？”英格诺尔转头面向夏树，眉头已然舒展开来。
“您想，即便德国输掉了海上决战，若是陆战击败法俄，我们仍将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因为欧洲大陆的工业输出在世界经济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多年前的水平，英国海军不可能再用封锁欧洲大陆的方式对付我们。反过来，如果英国输掉了海上决战，他们将失去保护本土的唯一屏障，届时只要一名德国士兵出现在不列颠的海岸，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帝国就会轰然崩塌。”
阐述完自己的见解，夏树照例有始有终地给出结论：“因为所冒的风险不同，英国海军应倾向于对我们进行远程封锁，消耗我们的物资储备，削弱我们的军心士气，迫使我们主动求战。如今，航空武器、高速快艇和潜水艇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海战模式，如果舰队决战在德国近海进行，我们将可以利用这些新的技术武器弥补本方舰队实力，逆势取胜的几率远远超过在外海甚至英国近海进行决战，英国海军对此应该非常清楚。毕竟，他们拥有一位睿智而谨慎的指挥官。”
“您说的是乔治-卡拉翰爵士？”
英格诺尔对“睿智而谨慎”这一描述显得有些意外，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英国本土舰队的现任司令乔治-卡拉翰爵士是个英勇无畏的人，尽管他年事已高并且身体抱恙。
“不，是约翰-杰利科爵士。”夏树答道，“据可靠消息，英国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及卡拉翰爵士本人商拟了一个不公开的约定：如果在卡拉翰爵士余下的几个月任期内爆发战争，那么第二海务大臣约翰-杰利科爵士将被任命为新的舰队司令。”
近十年来，英国皇家海军最响当当的名字莫过于带来无畏舰革命的约翰-费希尔爵士，成为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相当于英国舰队总司令）的前德国巴腾堡亲王易斯，以及岁当上海军大臣并推动一系列人事、技术改革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历史上留下颇多争议的约翰-杰利科，由于一贯低调谨慎的性格，此时仍是个不甚引人注意的人物。
为表强调之意，夏树再道：“如无意外，我们战时的主要对手就是这位行事谨慎、思虑周全的约翰-杰利科。”
共事多年，英格诺尔对夏树的这种神秘兮兮而又言之凿凿的论断早已见怪不怪了。事关机密情报和主观推测，他无处寻找论辩之据，而身为舰队指挥官，他又必须保持相对**的思维和判断，故不作任何表示，只默默在心中权衡盘算。
在接下来的十个多小时里，庞大的德国公海舰队继续浩浩荡荡地向南行驶，“偶然至此”的英国轻巡洋舰“查塔姆”号则如同一只对猎物锲而不舍的土狼远远相随。直至驶入德国领海之前，德国舰队未再进行阵型上的调整，但长途航行本身就能够反映出许多宝贵信息。英国人必然注意到，即便是早期建造服役的“公海鱼雷艇”——吨级的级，也能够伴随主力舰艇进行跨日德兰半岛的远程机动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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